博兴财政信息网 滨州市博兴县财政局最新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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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兴排名挺靠前呢

刚刚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入博兴30.31亿元，在山东省县域排名23，滨州排名第2，成绩还是可以的，继续努力吧。

值得注意的是大无棣升的也太快了吧。

2022年1-7月

滨州市财政收入:邹平市是高居第一，博兴县20.2亿元，处于第3，无棣县跌幅最大，达到20.1%。

邹平市，一直都是整个滨州市的支柱。其总面积为125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80.35万，这里以铝业作为支柱产业，这也是其超高财政的主要原因。今年1-7月，以52.39亿元高居滨州市第一。

博兴县20.2亿元，其面积并不大，仅有900.7平方千米，这里是整个山东省重要的农业基地，拥有50.39万户籍人口。其1-7月的财政收入为20.2亿元，处于全市第3。

无棣县在今年1-7月的跌幅最大，达到20.1%，最终，财政收入为10.65亿元。

对此，你怎么看呢？

杨国夫回忆徐向前：1939年约9月，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同志特来三支队检查帮助工作。不久，总部电令我和王建安同志去总部驻地马牧池汇报工作。于是．我们组成了三十多人的骑兵小分队，以“第一支队骑兵连，奉命前往马牧池总部接受新任务”的名义，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从池上出发。经过两三天的行军，我们巧妙地通过了国民竟正规军五十一军驻地和蒙阴投降派郑小尹的阻拦，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在一个不大的农院里．我们见到了八路军苏鲁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同志，山东分局书记兼八路军苏鲁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同志等。徐司令员是我崇敬的老首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和我们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路上的情况．妥善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我向徐向前司令员、朱瑞政委汇报了清河区的抗战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当我汇报到“目前三支队面临的重大难题：一是支队的战路任务尚不明确…·”时，徐向前司令员马上插话问：  “怎么不明确?”我说：“我们既在胶济铁路以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又在胶济铁路南山区池上一带保留小块根据地作为后方，这样分散兵力，来回过敌人兵力集中、封锁严密的铁路，不利于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二是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期整军，为缩小目标，决定将三个主力团改编为三个基干营，有些干部需要调出或住学。三是三支队的战略发展方向不明确，如老在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的狭长地带游来击去，不是长久之计，难以建立起较为巩固的平原根据地。”最后我还汇报丁三支队财政困难，冬季已到，尚有一个团一千多人没有棉衣，穿着单衣。

徐司令员早就了解我们三支队多灾多难，深情地协助整编部队，督促向清水泊进军。根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决定，三支队由我任司令员，徐斌洲任政委，李人风任副司令员，鲍剑寒任参谋长，陈楚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三个基干营，原特务团改编为一营(营长李汝琴，政治教导员李曼村)；原十团改编为二营(营长谭祖率，政治教导员孙正)；原七团改编为三营(营长傅子荣，敢治教导员张百龄同时成立独立团(团长马晓云，政治委员李希晨)。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清河区还成立了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即三支队后方司令部)，司令员马千里，政治委员景晓村(兼)，参谋长许云轩，政治部主任毕澄华。整编后，部队面貌一新，团结增强，思想统一．方向明确。

  接着，三支队分批向胶济路北开进。王建安副总指挥随我们一起行动。我们穿插于敌人的据点之间，首战中齐村，伏击大王桥日寇林木小队，缴获机枪一挺，全军为之振奋。因为当时作战。一个连能多有一挺机枪，战斗力大大提高，作战更有把握。继之于沙沟河地区与鬼子激战一日，由于敌施放毒气，我被迫撒出战斗，进驻南卧石，并活动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交界的东四边地区。

然后继续挥师北上，进驻清水泊地区的郑家埝、牛头镇、邢家毛坨、央上、寇、李二坞等村庄。清水泊果真是十理想的根据地，方圆近百里，芦苇杂草丛生，地形复杂，南面和西面村庄稠密，群众条件好，东南的牛头镇是八支队起义的地方，东北面靠近小清河口，地广人稀，敌人不便话动。在这里站住脚．既可就地开展游击哉，还可视情北渡小清河，占领八大组．开辟广饶、博兴、垦利地区，沿海打通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扩大与巩固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很快．我们便与请河区党委会合，在郑家埝召开了开辟清水泊地区誓师大会，明确提出了在清水泊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的任务，立即得到广大人良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后，东征侯集、田柳庄，打击土顽张景月，向西游击，发动群众。与此同时．李曼村、李汝琴同志指挥基干一营主力，在邹平、长山一带也积撮主动地打击敌伪，恢复被敌、伪、顽占去的根据地。各县积极扩大武装，先后建立了独立团或县大队，区中队。至一九三九年底．我们在清水谊地区基本站住了脚，初步开刨了清河平原抗战的新局面。

以上选自：杨国夫回忆文

#历史##开国将帅#

齐鲁烽火(山东抗战纪录)

1931年秋，邵立均通过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配到山东省政府以荐任官学习职级，初被任用在民政厅中，三个月后转入省政府秘书处工作。

那时韩复榘主政山东刚刚一年，韩标榜除暴安良的爱民政治，亲自过问民刑诉讼，自称韩青天，更喜欢别人叫他韩青天。他常到街上走走，也常到外县去视察，人们把这叫作私访。

韩复榘上街喜欢骑自行车，并只带极少的几个骑自行车的卫士。由于大家都知道韩复榘喜欢过问民刑事故，所以，韩一出省府大门，就常常会遇上一些人围拢过来喊冤告状。

韩复榘还喜欢自己下车去接诉状，有时一次可能接到十几张。韩亲自接来的这些诉状，有使用正规状纸的，有使用一般信纸的，还夹杂着使用各种粗纸的，内容无奇不有。

为了现固韩青天这一地位，韩复榘的第二种措施，是每逢星期二、五两次开庭亲自审理案件，一般都会准时无误。开庭必升大堂，更喜站在公案桌前立审。堂上分列卫士，堂下更列行刑武士，以打棍为常刑。

韩复榘审理案件，丝毫不要法律依据，对于抢劫盗匪和吸毒贩毒案犯最为痛恨。他所标榜的除暴锄恶，好像只有盗劫和毒品犯才是两种真正的对象。

以省会公安局案件为例，省会案件贩毒吸毒案最多，韩复榘也都是先问。当这些毒品犯出立当庭时，公安局司法科科长即展开案由簿，依照预先排好的次序，把所有抓获毒品分量相同的叫到一起，按照人数报告说，这几个都是一毛钱的“老海”，意思就是说每人身上搜出一角钱的“海洛因”。

韩只一句话:“打十棍。”掌刑的武士即遵令，依次打毕，都予释放。

第二批点名的就是搜出两角钱的毒品的，报告说：这是两角钱的“老海”。

韩复榘的判决还是一句话:“打二十棍。”打完释放。三角钱的打三十棍依此比例照加。

但到増加到一元钱时，量刑的标准则是突变，韩要说“毙了他”，这就是“死刑”，执行的武士立刻上绑，把犯人押到大门外面停放的八号行刑汽车上。

韩复榘对盗劫犯杀戮更为坚决，几经指控或被抓获来的，能逃得性命的是极少数。他有时听到强盗犯的案由，会不问就说:“枪毙。”

当事人大声喊冤，韩会说:“看你的样子也像个土匪。”又会说:“我韩青天冤枉不了你。”

但也有时，由于当事人说话好听奉承入耳，他也可以说:“这不像个土匪，放了他。”这种死里逃生的幸运，很多人虽说有，邵立均则没有亲眼目睹。

韩复榘还要实现一种“廉洁的政治”、“开明的政治”、“有为的政治”。他任用县长，要求一不怕死，二不爱钱，这是邵立均亲身体验过的。

当时，韩复榘要邵立均到博兴县当县长时，办公室里除了几个侍从人员外，秘书长张绍堂、财政厅厅长王向荣也都在座。

韩复榘一同叫了四个人进办公室去。除了邵立均之外，还有一个是博山县的石毓嵩，同邵立均一样，石也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一同分配来山东的，见习时间只有七八个月。另两个是山东县长训练班里毕业不久的学生。

韩复榘先叫邵立均的名字，开口就问:“你怕死吧?”人们都知道他的牌气，这就表示他将派你去当县长或另外什么有责任的职务了。回答当然是不怕死。

接着韩又问:“你爱钱吧?”回答当然是不爱钱。韩听后即说:“你到博兴县去当县长。”然后拿起笔来亲写任命条子，委任某某人为某某县县长，交给秘书长收起来。其次叫的是石，委他到邹县去。另外两个也分别写了任命条子。

韩复榘写字很慢，一笔一画很工整。写完四张任命条子，他还另做一个结论说:“你看我韩向方公道不公道，每一方面我叫你们出去两个(指南京派来和省府县长训练班两个方面)。”

韩复榘还喜欢拿于谦咏石灰诗中“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两句诗，让省府的书法家代自己写成对联，赠送给去做县长的人，以表示省主席的关心和勉励。

山东枣庄市总工会是否与山东其它地市职能不一样？救挤贫困是儿戏？去年因一个朋友患小病住进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同病室的病号，有济南市、淄博博兴县的、潍坊昌邑、泰安泰山区的。而且都是在职职工及退休职工，全是工会会员。谈起住院医疗报销他们都可在市或区工会住院费用二次报销，一年住院共三次可二次报销。追问原因：他们每年都在工会买一个互助保险，每年费用120元，万一有病，住院费用中的自负部分，可到工会再报80%，上不封顶。一年可报三次。用于对工会互助参保人员的救挤及扶贫。报销费用来源于工会会员，不足部分财政补贴。全市区工会会员监督，不交互助保险人员，绝不享受此待遇。原退休工会会员，也可参加工会互助保险，每年交费一次，直到离世。请问：山东枣庄市总工会不是山东省的一个分支工会吗？枣庄市总工会该开展的互助保险工作怎么就没人问呢？真怪。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兴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

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

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的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

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

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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