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界 轼界车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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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辨（四）

这几天，我梳理了一下南阳襄阳辩论躬耕地的主要资料，本篇列举南阳方面的主要证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1、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2、诸葛亮《黄牛庙记》：仆躬耕于南阳；

3、诸葛亮《寄子书》：余自隆中结构茅庐于卧龙岗下者，非自甘贫贱也，祖父俱汉名臣。襄阳城里，门阁何高大也。但生于离乱之世，欲立庄舍于南阳，以便躬耕稼穑；

4、王隐《蜀记》记载的刘弘瞻仰诸葛草庐遗址，“立碣表闾”，以及当时刘弘的秘书李兴写的一篇祭文—《祭诸葛丞相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5、关于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的各种记载；

6、唐朝诗人以及以后文学家的作品。

前三篇文章相传都是诸葛亮所作，但目前史学界认定的只有《出师表》，另外两篇还有疑问。我这里不做真伪的鉴定，就认为都是诸葛亮作品，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南阳。南阳老乡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南阳可以指代宛城，但襄阳的朋友只要找出一个例子南阳指代南阳郡，南阳就≠宛城。这样的例子太多的，所以南阳≠宛城。因此，这三篇文章不能证明诸葛亮躬耕于宛城。

第四条有两部分，一是《蜀记》：《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二是李兴的祭文，上面已写，这里就不再重复。《蜀记》说刘弘去了隆中，瞻仰了诸葛亮草庐遗址，还让李兴谢了祭文。隆中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证据似乎对襄阳有利。但南阳老乡不这样看，认为宛城周边地貌更符合隆中特点，尤其是李兴的祭文，前两句更加印证诸葛躬耕地在汉水之北。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后面有四句话，有四个动作，也可以说八个动作，比如第一句两个动作是“听”和“思”。我在网上查到一位南阳朋友的翻译，就是“天子命我，于沔水北边”，他大概只想突出北边二字。从他的翻译看，“天子命我”，就是：天子命令我，“于沔之阳”是地点状语，后面的四句是天子命我的我的八个动作。我的天啦！这些动作都是天子安排好的，汉惠帝愚蠢，但诏书是大臣起草的吧！能扯淡到这种程度吗？那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以白话文的语法和词义理解古文，其二，本文不是记叙文，是介于汉赋和骈文的一种问题，时空跳跃很大。从文体来看，作者不太会用一句话做状语，一定会有单独的意思，从语法看，古汉语与白话文不一样，一般不将地点状语用在动词前。这样看来第二句的于不是介词，而是动词，结合上下文以及刘弘到荆州的目的是平叛，翻译成军队驻扎比较合理。第一句的“命”字也不是命令的意思，应该是任命。这样就清楚了，前两句的一次是：天子任命我为荆州刺史（讨伐张昌），军队驻扎在汉水的北岸。后面几乎是作者内心活动以及做过的事，就不能较真时空关系了。

一句“于沔之阳”不能将躬耕地指向宛城，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刘弘驻军离汉水不远，如果在宛城，写：于淯之西更贴切，南阳老乡还要努力，李兴的文章构不成证据。

第五条应该是最好的证据，问题是我国历代对郡县边界的记述很模糊，习凿齿说邓县跨汉水两岸，也没有同时代的文章反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谭其骧先生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隆中属邓县，这也是南阳老乡不愿看到的。

第六条我就不说了，诗人文学家的作品不能作为史料。

我只能写这么多，不知为何，超过两千字不让发。

下次分析襄阳说的证据。

王安石的瑜苏轼的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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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性格偏激固执；为人薄情寡义；改革中自以为是，急于求成…… 历史上批判指责王安石的文章颇多。 然而王安石敢于针贬时弊，勇于改革进取，为国忘我的品格少有人敌。 王安石在佛道盛行，儒学颓废之际，针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大胆创新，吸取法家思想，改造儒学，自成体系，称之为“王学”，开创了儒学新局面，在当时思想界如同一股清流，影响颇大。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认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所急也” 王安石想凭一己之力，改变当世风俗，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他挑战当世主流价值观，必然遭到当世主流思想的排斥和诋毁。当时佛道盛行，宋统治者是十分信奉道教的。佛道之学骂他无天无地，传统儒学骂他废典忘祖，逐渐兴起的理学也骂他无情无义。他孤军奋战，敢于向利益集团开刀，不畏惧，不妥协。我想这是众人诋毁他的原因吧。 王安石是敢于直对的真斗士，其为国为民敢于改造社会之信心和勇气日月可见，天地可表。 苏轼，器识闳伟，议论卓荦，文章雄隽，政事精明，处世超然。然苏轼只能是治世良臣，非定策之能士。在上书神宗时说“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在论及厚风俗时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苏轼自小受道佛影响，政治主张偏向安静无为，无法解决当世弊政。 苏轼在仕途上可谓是高开低走。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然苏轼卒不得大用，何也？感觉苏轼的政治素养还没有达到“忘我”境界，凡事多从自已情绪出发，没有吕端的宽闳大度，薛居正的端正严谨，毕士安的包容退让，文彦博的谦逊温和。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自觉调和各派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一生过着被外放的颠沛流离生活。 昔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问韩琦：“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我想韩琦这句话用来评价苏轼应更确切。 一句话评价王安石，苏轼。王安石瑕不掩瑜，苏轼瑜不掩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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