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只授予55个上将，为什么后来成57个？那两人是谁？

1955年，新中国开始使用军衔制度，出现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这两大军衔的评选标准要复杂得多，功劳是一方面，资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至少要在红军时期就已算重要将领了才有可能被评选为元帅、大将，所以此后都没有再增加过。

大将之后是上将，人数就要多得多，条件相对放松了一些，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评判了，但基本也得是军区级指挥员或兵团级指挥员，我们的开国上将有57位，其实在1955年只授予了55位，后面两人是谁？为什么要补授呢？

这两位被补授的上将时间在先的是王建安，1956年1月补授。

王建安1908年生于湖北黄安，1927年入党，参加过黄麻起义，在资历上没有啥问题。1933年担任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后又成为红4军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更是一直升迁，担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7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等。

抗美援朝爆发后还是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管是军区司令员还是兵团司令员他都当过，战功方面也不成问题。

王建安之所以会是补授，还是在于身体原因。

1952年8月，王建安接替宋时轮成为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秋季战术反击作战等战斗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但他一向身体就不太好，朝鲜的气候更是让他难以适应。

1954年春，王建安的身体状况直线下降，还因高血压突然病倒，非常危急。有鉴于此，彭德怀强硬地将他送回了国，由苏联专家来主持治疗。

稳定下来之后又在青岛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办法处理事务，也就暂且脱离了军队，按照当时的规定不在部队的人是不参与授衔的，因此就错过了1955年。

不过后来王建安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在1956年就补授了。

另外一位补授的上将叫做李聚奎，1904年生于湖南安化，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入党，在资历上也是没问题的。

此后担任过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

虽然不是兵团司令员，但做过军区司令员，功劳方面也是够资格的。

李聚奎之所以补授，是因为被调任了，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得出来，后期都渐渐往后勤方面发展了，1952年时李聚奎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授衔之时他已经是石油工业部任部长，脱离了军队。

所以在1955年只授予了勋章，并没有军衔，不过中央没有忘记他，考虑到他所立下的功劳，于1958年2月调回到了军队，同时也补授了上将军衔。

所以我们说的57名开国上将就包括了这两名补授的，他们的功劳完全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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