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排》改名《夺冠》，却没能旗开得胜，又是技术问题吗？

由陈可辛执导、原名《中国女排》的《夺冠》是国庆档所有新片中最值得看的一部，虽然它的遗憾多于惊喜。

率先一周提档，《夺冠》的票房成绩远不如《姜子牙》与《我和我的家乡》。可若定性“提档是败笔”，又流于唯结果论，片方敢于提档正是出于对内容的信心，只是没料到口碑会两极分化。

《中国女排》原海报

一

这一点我料到了。

从对《八佰》的争议开始，中国电影市场遭遇的这种严苛、混乱、反智的舆论环境堪称前所未有，“不以电影谈电影”的风气不改，往后所有上映的电影，有一部算一部，大概率都会是“烂片”。

首当其冲的是《八佰》，接下来遭殃了《信条》和《花木兰》，《夺冠》把名字改了、重新配音了、人物虚化了，依然难在这等大环境下幸免。

《八佰》官微新片花

暗箭出于四面八方——《八佰》的恶评来自某些人抱残守缺的意识形态史观；《信条》被诟病“诺兰最差”源于大众心理对精英艺术的反叛；迪士尼只想用中国元素迎合最多的受众，却难扭转《花木兰》被扣上“亵渎东方”的帽子；《姜子牙》的处境就更好理解了，它不是拍给儿童的，于是既丢了儿童观众，也丢了那些儿童化的成人。

至于在袁、陈两位当事人一暗一明的抗议下遭遇“改名风波”的《夺冠》，一部分意见说它“煽情过度”，另一部分说它“前后割裂”。甚至哪里割裂都有对立意见，一说前半部分好，后半部分尴尬；一说后半部分还行，前半部分不能看。

由于这些横加指责的存在——连电影和纪录片的分别都没搞清楚，连剧作改编与真实情况的界限都没弄明白——当下每部电影都承担着艺术所不应承担之重。非不能承担，实不应承担，这些作品应当在“影评”的范围内接受建议与意见，却不应淹没在由吐槽与非难组成的“观后感”里。

这位在片中不能提名字的人，左右了“改名风波”

批评是为了让事物变好，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扼杀它。基于此，我对那些处在及格线上的作品（尤其是中国电影），都不愿在此刻过多发表批评意见。

二

《夺冠》处在及格线周围，当然，在一些决策者看来，它是远远不及格的。三年前，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国内爆红，相关人士当即指出：印度一个摔跤都能在中国卖这么多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女排大张旗鼓地搬上银幕？

你看，把出爆款这事想得多简单。《摔跤吧！爸爸》卖得好不是因为摔跤，而是它有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根植于印度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缺滋生问题的土壤，却稀缺反映问题的土壤。具体到女排这里，体制与个人、中国与美国、男性与女性、新兵与老将，本都是一些上好的入锅食材。

《摔跤吧！爸爸》

可我们允许讲多少，仅这一点就已经落后人家一大截了。

考量《夺冠》会怎么讲故事，最有参考性的是陈可辛2013年那部《中国合伙人》。陈可辛说，他在意的是故事，所以不会把《中国合伙人》拍成一部商业类型片。而这部电影令人回味的地方，也恰在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上所呈现出的张力。

在这一点上，《夺冠》的完成度就不如《中国合伙人》，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标志着陈可辛驾驭“中国时代”的马到功成，《夺冠》则预示了一个技法娴熟的导演在当下与“国民性”狭路相逢的艰难。

《中国合伙人》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体育题材看似安全，事到临头却又谁都不能得罪。你拍得振奋无比，就是强打鸡血；你一比一还原，就是比赛录像面前耍大刀兼偷懒；你揭露出金牌背后的地摊冠军、巨婴与回扣，就是给“别有用心”的外人递刀子，多半得雪藏伺候。

三

在我看来，《夺冠》前半部分稍好，“不太像电影”的是后半部分。

不过比赛过长其实不是关键，《最长的一码》《一球成名》也有大量比赛内容，却均能与主旨水乳交融，反面典型是《西虹市首富》，创作者黔驴技穷、不顾章法地安插了半小时脱离主线的比赛内容，不是不像电影，而是不是电影。

艾伦·索金编剧的《社交网络》《史蒂夫·乔布斯》

这里不得不提陈可辛北上后的编剧搭档张冀，他在《中国合伙人》与《夺冠》的剧作结构上，偷师的都是过去十年好莱坞第一编剧——艾伦·索金，《中国合伙人》对标的是大卫·芬奇的《社交网络》，《夺冠》借鉴的是丹尼·博伊尔的《史蒂夫·乔布斯》。

那部传记片以三场产品发布会为切入点，分段故事与它试图诠释的人物存在互文关系，比例是3:3:3，剩下的1就是角色的提纯；《夺冠》既没有切中女排的代际变化，也难说是一部称职的“郎平传”，比例是4:2:4，主旨严重失焦，前后割裂很重，中间衔接不足。

这个评价对于投鼠忌器的命题作文似乎有些不公平，所以我们回看它做得稍好的前半部分，这部分更像电影，但它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铺垫。

80年代老女排的场馆

我一直认为，煽情并非某一类电影的缺点，更非原罪，不是一提煽情就等于贬义，但《夺冠》的煽情确实过度，过度不是因为“多”，反是因为“少”了一点东西——耐心。电影就像是把角色直接空投在训练室和比赛场，喊着“女排精神”和“拼了”就想鼓动观众，实在是流于套路、急于求成。

动员不是把武器塞手里，口号喊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了，至少你要先讲个故事，告诉大家斗争形势如何，有多苦大仇深，一五一十地过个来回，再谈豁出去的事。否则连你自己都知道“女排精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又怎么能指望没有经历过历史的观众能够通灵般代入语境？

只要有铺垫，哪怕后面上价值的段落一动不动，我相信煽情也是成立的。可没有铺垫，只是走流程，自然很难触动更多的观众。

女排精神没有问题，关键是诠释的问题

铺垫难找吗？不难找，比如后半段朱婷跟郎平吐苦水一节，其实就是很好的铺垫，可惜全片类似情节太少，使得前半部分也遁入空泛。

80年代那批队员就没有心事吗，她们对于事业的抉择是怎样的，对于集体的认识是怎样的，对于运动的理解是怎样的，不管写叛逆还是写顺从，更鲜明、更充实、更去符号化的笔墨在片中几乎看不到，也看不到为什么一个突然不练了的队员，又在教练两句训斥之下转身回到训练场。

四

又或者，不是《夺冠》失了陈可辛的水准，是以陈可辛为首的一批港导的水准下降了，二十年前的香港导演就像中超外援，由于不尽全力也能躺赢，也就愈发在躺赢中泯然众人。

如果《李娜》完成得很好，那就是《夺冠》的创作者被冤枉了

时过境迁，内地电影的工业水准拾级而上，以宁浩、管虎、陆川为代表的创作者日趋成熟，尴尬的是那批北上的淘金者——当初可以靠工业体系与类型理念通吃，现在是留下来不如本土选手，去外闯荡赶上能力退化，老家的市场又日渐萎缩，算是为赚快钱的习性付出代价。

究竟是不是创作者的锅，《李娜》上映时就能一见分晓了。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鲁舒天创作，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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